從弘法寺到天后宮：走訪日治時期臺北朝聖之路

序

我的神隊友

這時候，我該繼續拍攝下去，還是去幫忙拉王船？ 

二○二一年三月，適逢三年一度的臺南香科年，我在蘇厝真護宮採訪送王船，蘇厝人依照傳統，全靠人力把王船用繩索拉到真護宮對面空地，將船首朝著當年河邊發現王船的方向，送走王船。 

這一天，南臺灣的人們與陽光同樣熱情，現場所有人的努力都是為了成就王爺順順利利的返回天庭，眾人搶著為神明服務，根本沒有我插手餘地。然而，「想幫忙拉王船」的念頭閃過，原本滿滿大小手的繩子突然在我眼前出現空位，彷彿徵召我。

「是，我知道了。」既然內心戲的答案出現了，我索性把相機橫揹，手機收進口袋，抓起繩子重心向後、腳跟踏地，像拔河一樣，跟著千人一起在旱地拔一條船……。 

我沒有靈異感應，只是跟著感覺走。就像時常有人問我，為什麼喜歡寫寺廟？為什麼選擇日本佛教與臺灣信仰交涉的主題？我沒有魔法，只是個隨順因緣的麻瓜。

我有好多的神隊友，給予我種種與神聖交會的際遇。

擔任旅遊記者的期間，我在耶路撒冷走過耶穌扛著十字架走過的苦路，面對過猶太教的哭牆，划過印度教崇敬的恆河水面，目睹瑣羅亞斯德教那盆不滅的聖火，也追尋佛陀出生、悟道、初轉法輪到涅盤的世間之路……。

既不願辜負機緣，就要把這些宗教故事好好地說一說，尤其是我最常造訪的日本。

有段時間，我幾乎每個月出差採訪日本一趟，當別人著墨於美景美食，我的眼光總落在跟信仰有關的事物，對寺廟神社與傳說神話勤做筆記，當時自己不知道蒐集報導之外的資料有什麼用，直到二○一五年寫了《日本珍奇廟》，成為臺灣第一本導覽日本神社寺廟文化的深度旅遊書，珍藏的筆記終究有了出口。

起先我留意的是日本寺廟衍生出的文化創意，以及那有點無厘頭的趣味。再後來，我回首看到臺灣寺廟居然藏有日本佛像，這些日籍佛像與背後故事成為我的關注，尤其是日治時代結束後，祂們留在臺灣遭遇了哪些好的或壞的對待？是誰守護著祂們直到現在？我利用兩年時間回校園研讀宗教，為心中的疑問找答案，完成了碩士論文。

在撰寫論文之初就已預計出書，即便如此，我在書稿改寫上還是拖拖拉拉，時常糾結在文句的加與減之間。直到二○二一年五月臺灣宣布三級警戒，在無法與親友聚會，無法正常上班上課的日子裡，以為失去所有，其實是回頭看見擁有，我趁著難得的閉關，再次拿起論文檢視，已經能夠勇敢捨去，增加旅遊見聞，且添入更多日治時期的臺灣佛寺以豐富面向。

能完成此書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首先感謝指導教授李豐楙博士的教導並鼓勵我出書，感謝輔大宗教系所有師長，感謝碩職班導師莊宏誼老師、佛光大學闞正宗老師的細膩提點。感謝所有受訪者，尤其是臺北天后宮總幹事吳教道先生，北投普濟寺慧明法師、如目法師、黃明貴師兄。感謝日本友人西村理惠在文獻與老照片上的協助。感謝楊燁、黃適上、姚其中、黃永銓、高傳棋等文史工作者大方分享資料與故事。

日本佛教與臺灣信仰的關係，是人與人、人與神，甚至神與神在時空背景下的交會，可惜二○二○年以來由於疫情蔓延，許多互動按下暫停鍵。試想，假如類似嚴峻疫情發生在百年前，人與人之間連說話都有顧忌，無法產生今日的交流結果了，也就沒有這般精彩的好故事可說。從前人說謝天，我也要感謝所有的神隊友。